韩寒要办杂志了，据说主笔的稿费能开到千字2000元，这样到这句为止，如果他要付给我稿费的话，我就能赚100块钱，不算标题。

虽说这个稿费在业内也不是什么爆炸性的数字，但必经还是高的。于是，我也赶紧上网来找，看看什么样的稿子来钱能比在纸上画钱还容易。可是翻遍了韩寒的博客，只看到一个独特的征稿启事“我主编的杂志向大家征稿，接受各种稿件，小说，杂文，时评，散文，人物，新闻，记事，诗歌等等”。恩，不错，看起来收稿范围很广泛，只要是文字写的东西都能发。可是，可是，后来所有的话就都是关于稿费了，什么每篇多少钱，好的多少，坏的多少。还有许多耀眼的数字“这个标准是国内行业标准的10到40倍，也是国内最顶尖杂志给特约顶尖作家的稿费2—4倍，普通稿件，1000字/1000元，也是行业标准的10—20倍，如果是已发表过的或我们摘录的文章，稿费标准是1000字/500元”，算账算得如此细致，让人完全忘了韩同学是个数学挂红灯的准留级生。但他到底要办本什么样的杂志呢？至少要登些什么东西，总得说说清楚，让别人投稿时也有个大方向吧。对不起，这些真没有。甚至连名字都还是云里雾里。没有名字的杂志，还要申请书号（注意是书号，难道是以书代刊？不过现在要申请新刊号的确有很大难度），要上面批准，这个圈子兜得，要9月份出刊，实在是难度很大。

从现在来看，韩寒这个主编做的似乎还没有什么腔调。不过，不要急，韩寒虽然对主编的事还不着四六，但他后面有个路金波。现在看来，他当年拿李寻欢做网名实在是可惜了（liao3）了，他压根不善于寻欢的，倒是非常善于寻钱的，所以应该把宁财神的名字抢过来，改成李财神。他帮韩寒背书了好多东西。“目前可以公开的信息是这不完全是一本文学读物，定位是给青年知识分子看的，首印达到50万册。”“至于杂志作者方面，路金波表示，韩寒的很多朋友都会帮忙写稿，同时，安妮宝贝、李西闽、孙睿等万榕书业旗下的其他写手也会为其供稿，可以说，韩寒主编的这本杂志，也是万榕写手的另一块阵地。”别看短短几句话，读者定位、内容定位、风格定位、作者范围，甚至包括首印数字都很清楚。毕竟是文化商人，主编该运作的东西一样不差。最后一句话更是揭了底，原来还是万榕的同人刊物，只不过对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发售罢了。所以，我等妄想从中分一杯羹的文字青年都可以洗洗睡了，那2000元/千字的作者肯定落不到我们头上。传说的5万份稿件，不过是给路金波手下写手伴舞的“长生不老歌舞团”罢了。

那韩寒这个主编是干什么的呢？从现在来看，应该是这本杂志的形象代言人吧。这本杂志本身就是给青年知识分子看的，韩寒现在的形象：时尚、叛逆、有思想，又时不时代言社会责任心，用路金波的话说，是传统公民、先锋杰青。青年知识分子们，最好这口了。这么好的一个活广告放在那里，不用可惜了，反正放着也是放着，算了，做主编吧。顺便挤兑一下教母之流。真是一件N雕吧。

所以，韩寒根本不用考虑太多主编要考虑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站出来当招牌，然后用初中学得数学给大家算稿费玩儿。顺手强调一下对传统媒体模式的叛逆，巩固一下自己的青年思想者形象。不过他也并不是一句主编的话都没有提，至少在接受《时尚先生》采访的时候，他说这本杂志开始走人文偏文学的路线，将来会向人文偏新闻的方向发展。他最近和时尚先生走得很近，可疑啊。

好吧，最后我再来猜想一下路财神要办本什么杂志吧。面向青年知识分子？“公平、公正、自由、有趣”？高端写手？人文偏新闻？——青年版的《读书》？中国版的《纽约客》？大陆版的《读者文摘》？杂志版的《读库》？加厚并卖钱版的《时尚先生·先生读本》》这样会有市场吗？《读书》已经变得很无聊了；《纽约客》，我关心的倒不是将来的政治定位如何，而是到底谁来写？中国当下有能写纽约客文章，同时在出版领域又不被和谐的同志吗？《读者文摘》？去抢《普知》的饭碗，总归不太好吧。《读库》？时尚味道未免太不浓了一点。《先生读本》？单拿出来会有人买么？初步看来，还是中国版纽约客的发展方向比较靠谱，但用我小拇指的第六感的直觉来判断，路金波这个商人，将来将不可避免的让杂志回避高风险的新闻领域，而更偏重于生活方式，我依稀看到了国外最近很火的《monocle》的影子。当然，最近国内monocle的追星族不少，包括《第一财经周刊》，它对人家的模仿，以至于我一开始还以为monocle的封面设计是抄它的，后来才知道原来一财是对人家照搬照抄的，就像中国国家地理也像美国国家地理一样，弄了个框框把封面围起来。所以，我主观臆断，路金波同志是想像伟大的泰勒布鲁勒一样，弄本monocle玩玩。

（可怜让我想起唯一的一本monocle还没怎么看，就被人拿走了，10块钱一本啊，美元~~~~）

                                                  

                                                        “人”与“群”

——试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两种“个人主义”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拥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当我们回望那个年轻学人高擎着取自西方的种种主义，试图照亮中国沉睡已久的文化走廊时，我们感受到的是中国文学在话语和思想上的激变。在启蒙主义的大前提下，西方的各种理论、主义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人所接受，并成为组成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重要部分。“个人主义”便是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思想传统之一。

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以欧洲启蒙运动为其蓝本，但由于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的不同，在两个“启蒙”的终极目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欧洲的启蒙运动所面对的历史境况是文艺复兴理想的延续和理性主义的繁盛，因此它所要求的目标是人对自身的重新定位和认知，这种启蒙所引发的哲学、艺术、科学、政治的巨大进步，带来了西方社会的繁荣。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虚弱的、陈腐的、已经被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轰击的千疮百孔的老大帝国。因此，中国启蒙运动的第一要务是通过这种启蒙实现民众的觉醒，最终达到民族强盛的目标。“欧洲启蒙运动以‘个人的觉醒’为目的，而中国启蒙思潮则以个性解放为国家富强的途径。在中国，救亡的民族主义诉求既是启蒙的动力，也是启蒙的最后目的。因而，中国启蒙从来就是救亡式的启蒙。”

五四运动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为启蒙的口号，而“德先生”所代表的民主便更多的体现为“个人主义”。中国启蒙者对“个人主义”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適就曾经对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大为倡导。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号”上。同期还刊登了罗家伦、胡適、吴弱男等人翻译的易卜生的代表作。在这篇论文中，胡適介绍了易卜生的思想和艺术观，而其中胡適特别推介了易氏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文中指出“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象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在对现实的家庭社会严厉批判的同时，易卜生也有积极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个人必须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必须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適引用了易卜生致朋友的书信，来阐发这一主张：“我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候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对于个性发展为特征的个人主义，胡適主张：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人的个性，使他不能自由发展。而发展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自担干系。“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作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玩，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的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这种对个人主义的陈述也得到了其他《新青年》作家的应和，如周作人就在其《人的文学》中声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傅斯年也在其《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对“个人主义”大为赞同。

五四是一个充满着反抗气息的时代，在其中生发的新文学运动也自然的流露出时代的特性。“否定”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共同的话语特征。无论是对旧文学的改造，还是“打孔家店”的呼告，都告诉我们这种否定的最主要对象是在中国已经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儒家传统是通过决定“人”在“群”中的地位和身份，然后搭建其整个伦理架构的。因此对于儒家的观点而言，人与家族，人与统治阶层，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人在整个伦理体系中的存在状态。因此，在“否定儒家传统”的大前提下，必然要形成对构成其伦理体系的家族本位的全面怀疑。因此中国的启蒙运动，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对家族的逃离，也就是如陈独秀所言的“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而易卜生主义对黑暗家庭社会的揭露，个人脱离家庭社会发展自身个性的思想，恰恰迎合了这种改造传统的愿望。在易卜生作品中，对那种家族、社会的控诉，无疑给了旧传统的反抗者们一个最为有利的反抗理由：我们之所以反抗家庭和社会，是因为家庭和社会首先背叛了我们。而娜拉是启蒙主义者为被启蒙者寻找到的一个榜样，那种娜拉式的逃亡，成为了人面对这种社会时最有力的反应，只有摆脱了那种家族、那种社会的统治和束缚，人的个性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但启蒙者们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根本任务——通过启蒙最终完成民族的复兴。但西方个人主义中个体对群体的逃逸无疑使得个性解放和民族诉求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因此五四作家面临了一个在英法启蒙运动中不曾遇见的新问题，就是如何在个体和群体之间建立新的桥梁，让个性解放最终成为通向民族复兴的大道。于是我们在这些启蒙者的言说中看到了他们对西方个人主义的重新解读。将“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一个普遍概念，使这种重新解读成为可能，对新旧社会的历史划分是这种解读存在的潜台词。“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在这里胡適假设了一个前提，即存在一个旧的社会，同时也将出现一个新的社会。压抑人性的，使人“陆沉”的是旧社会，而那些通过启蒙“解救了自己的人”将重新组成完全不同的“新社会”。因此人们通过启蒙可以变成新社会的“原子”，从而完成改造社会、改造民族的根本任务。这种 “个人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离开来，误认为可以脱离社会而孤立地改造个人，而欲跳出现实社会去发展自己的个性。”而实际上，个人的发展是与所在的社会紧密相关的，人是所在的社会各种力量的聚合体，改造社会与改造个人是一个辩证统一体。因此，胡適的个人主义表现出一种游离于社会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多年后，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对于这种“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予以批判，并指出在“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的中国，这种出走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出走者“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人”与“社会”之中寻求一个更好的结合点，因此在周作人那里“个人主义”发展为群己平衡、群己并重的理论。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他所理想的“人”，是基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相统一的“人”，是一种灵肉一致、利己利他的人。他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必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这段话一方面提出人首先要完成自己的改造，然后实现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说，森林盛的前提是“各树各自茂盛”，其理论基础也是把社会作为一个分段的历史时期，通过改造后的个人可以重新组成一个新的社会，而同时，周作人也更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共存关系，将人作为一个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对人提出了要尽对于人类的义务，同时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的双重要求。这种寻求个人与群体的平衡的，“群己并重”的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主流模式。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引入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时曾经面临取舍的困境，在这种问题面前，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接受外来的理论，而是对其进行选择和融合，从而形成了带有中国色彩的“个人主义”理论体系。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西方启蒙运动的借鉴、对个人主义的推崇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在当时的历史图景下，这种对启蒙主义的引进对于改造自身已出现乏力的文学，对于愈治病入膏肓的社会无疑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引发了不少的困惑。但从总体而言，这种援引是成功的。作为新文学的第一缕阳光，它为后来者照亮了最初的前进道路，也使处在黑暗的铁屋中的人们看到了光明到来的信号，看到了文学未来的希望。